张晓风散文的小说化倾向

散文化小说的出现,具有文体疆域“破冰”的重要意义。鲁迅的《故乡》,孙犁的《荷花淀》都是代表性的著作。张晓风反其道而行之,将小说的笔法和创作理念引入散文,将散文尤其是记人散文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


张晓风是一位文体多面手,除主攻散文外,还有小说集《哭墙》,比较出名的小说有《潘渡娜》。同时她还在大学中讲授小说创作,这在客观上为用其小说技法来经营散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张晓风散文在文体上一般分为写景抒情散文、写人散文和情趣小品。如果说诗化特征在其抒情散文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小说笔法则比较多地体现在写人散文中。她的记人散文主要收录在81年出版的散文集《你还没有爱过》中,另在《我在》、《玉想》、《步下红毯之后》中也有少量篇目。


应该说,小说技巧横移对散文文体表达是有一定弊端的,核心矛盾的设立,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因果链的构思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削弱散文文体的自由性表达。[50]但是纵观张晓风散文,她不仅没有被这些模式局限,相反,却能深刻领会小说本质,在充分体现创作主体性基础上,灵活地将其化解,她的散文形式上自由随意,但是技法上却和小说暗合颇多。


张晓风散文中人物性格的凸显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小说是以塑造人物为目的的,性格是小说人物的灵魂,而性格层面的丰富性是小说成熟的标志之一。张晓风出手不凡,她根据人物独特的性格来精选材料,通过事件来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命运的复杂性。根据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人物分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纯粹从量上看,在小说形象中包含的不同感情层次越丰富越好”,[51]张晓风的散文中出现了许多原本在小说中出现的性格复杂的圆形人物,这种创作倾向对写人散文创作手法的丰富有积极意义。


一般散文往往喜欢用零星的事件来展示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品质,如朱自清的著名散文《背影》,但是张晓风却摆脱了这个拘囿。在她的名篇《半局》中,与杜公的交往是从作者和他相识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他去世为止,这样大的时间跨度,利于展示杜公方方面面的性格特点,他粗犷、豪爽、不拘小节、幽默、粗中有细、认真敬业。作为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圆形人物”,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人物全方位展示出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作者没有写漫长的细节,只选与性格有关的事件来写。他大嗓门进了门就喊:“我来言不及义了!”他拊掌大笑,“对了,对了,当然是两个都死了。”他把餐具的水一甩就吃,以米芾自居自己的书法,仿照古文为我写文章,对不喜欢的人不露声色地讽刺,发表绝顶聪明的诗论,对自己名字进行调侃式的解释,认真细致地发行刊物,细心幽默地追求女朋友,这些都使我们对一个人有了细致地、全方位地了解和认识,这些性格侧面从各个角度组合起了一个立体化的人,避免了性格刻画的单一化。


另外,在人物类的散文中,《我听到你唱了》中的姚立含,《大音》中的史维亮,《孤意与深情》中的俞大纲,《她曾教过我》中的李曼瑰,《找个更强大对手》中的黄以功,《尘缘》中的父亲都展示了性格的多方面特点,这些性格的多棱镜,使我们感受到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张晓风还善于寻找矛盾冲突。一般来讲,传统小说喜欢组织尖锐的矛盾冲突,以矛盾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来组织情节。张晓风散文虽然没有短篇小说明显的情节结构,但是某些有冲突的情景描写也深得小说技巧真髓。如名篇《半局》中,杜公爱憎分明,看到不顺眼的人和事他非爆出来不可。有一次他极讨厌的一个人调到别处去了,后来得意洋洋地穿了新机关的制服回来,他不露声色地说:“这是制服吗?”“是啊!”那人愈加得意。“这是制帽?”“是啊!”“是制鞋?”“是啊!”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始终没有领悟过来制鞋、制帽是丧服的意思。他另外讨厌的一个人一天也穿了一身新西装来炫耀。“西装倒是好,可惜里面的不好!”“哦,衬衫也是新买的呀!”“我指的是衬衫里面的。”“汗衫?”“比汗衫更里面的!”[52]在这里作者用人物的语言描写来展开人物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场景描写分明是小说常用的手法。


小说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发生机理是“错位”。 这里的“错位”总的来说就是要出现情境性要素对立,不和谐的现象。具体来说,有两种具体类型:一是事物要素的内外不和谐,二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前后出现相悖的变化。就内外不和谐来说,主要是事物与环境的对立。在她的名篇《行道树》中,所有的艺术感染力就来自于这种“错位”。行道树是从大山深处而来的,在山里,它们可以“玩凉凉的云”,可是自从站到马路两旁,它们就注定要有“一身抖不落的煤烟”。但是正是这种奉献,才使我们的城市有了一份清新。从某种意义上说,行道树理想的生存之地与当下所在的环境实际上产生了“错位”,而作为作家能够发现这种“错位”,就找到了本文构思的最佳切入点。在另外一篇写景名篇《雨之调》中,一株红莲在雨中“唯我而又忘我”,这种陶然的生命状态与周围漫天风雨形成了鲜明的“错位”,而红莲不畏困苦,怡然自得的魅力也就从这种“错位”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就时间过程中的“错位”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母亲的羽衣》,所有的母亲都曾经心怀梦想,少女时期她们是身披羽衣的天使,到有了自己的子女后,她们只能在深夜偷偷看看那对渴望翱翔的翅膀,然后默默地收起。这种心态变化,非常真实而鲜明,而母爱的伟大正是从这种角色的“错位”中展现出来的。在写景状物上,有的文章也从这种时间性的“错位”中得到启发。《春之怀古》是一篇赞美春天的优秀散文,文章意象繁多,用词典雅,对春天的描绘陌生新颖,引人入胜。但是如果思路就这么顺势而下,就显得过于平淡。于是在结尾,作者文笔陡然一转,写道,“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中的春天。”这里真有些类似欧·亨利式结尾,它告诉我们,前面所描写的景色优美的春天都是作者的想象,而这种春天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已经绝迹。这样,通过古今对比,把全文中心一下提高到的环保的高度,发人深省。


其次,小说往往讲究情节,力求通过曲折的情节,用起落变幻的故事来吸引读者。“我国古代文学,一向有文奇则传的理论,叙事文学的情节更是以奇为美” [53]张晓风散文喜欢用一些常人奇事来展开故事,有一定的传奇性。《我听到你唱了》中的姚立含,从随便一唱被校长发现就开始了她的幸运之旅,她糊里糊涂地成为郑老师的学生,阴差阳错地去了德国,找到一个德国男友,成为著名的歌唱家,这些经历本身就有强烈的戏剧性。《蜗牛女孩》则以更长的篇幅展示了一个山里小女孩曲折而自强不息的人生道路。小女孩出生在大山深处,那里缺医少药,缺吃少穿,但是她们却经常挨打,还要经常帮助老师干农活,这使她十分痛苦。她产生梦想要做女军官,于是参加了艺工队,经过多次历险最终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找到了精神的落脚点。这些传奇的事件,闪动着小说的影子。


为突出人物性格,张晓风散文中还较多地运用小说常见的多种塑造人物的方法进行描写,特别是喜欢用对话描写来直接披露心迹。这些对话从文章中突兀而出,相对于其他描写手段更凸显表现力。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散文在描写人物时,可以运用肖像、动作、神态、语言等手法,但是张晓风的语言描写密集出现,已达到失衡的程度。她不时地通过对话让人物展露心迹,直抒胸臆;同时又把众多对话组成对话链,完整地展示了人物在较长一段时间中的心态历程。我们以较短的一篇写人散文为例,在《孤意与深情》中,比较明显的语言场景描写就达10个以上,这些场景依次是:老师因为不认识我而让我去找张晓风;老师非常诚恳地指出白先勇戏剧中的错误;老师对出版自己戏剧心情矛盾;老师在发表意见对错时音调绵长;老师对比较文学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老师对众人痛骂的人有独特的认识;老师对古剧和现代剧具有独特的理解。对这些场景的描绘,作者都是力避客观叙述,而采用极具个性的人物语言描写来展开,这种原汁原味的“呈现”手法对表现人物性格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个“大写”的家族


一个家族就是一面镜子,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对那些处于新旧时代交替时期带有封建和资本主义双重性质的家族投去敌视的目光;新历史主义的潮流兴起以后,我们又习惯于用原生态、复杂性、碎片化等方式来解读曾经的望族。从《家》到《白鹿原》,印象中我们面对的家族历史往往是刚性、苦涩、乃至血淋淋残忍的,而其中的代表大家族的典型人物也往往成为那个时代局限与封闭的符号。


历史是复杂的,但是每个作家在自己笔下处理历史的方式当然与这个作家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密切联系。反观那个时代,真正扭转历史走向的当然是广大人民,但是当我们细致做了一番考察后,发现那些曾经被标称为“名门望族”的一部分人在历史上并非完全是曾经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的那样没落,他们在民族危亡起的积极作用似乎不可小觑。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的时候,这些家族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似乎比普通的百姓之家更大更严峻,但是他们中的某些人视野开阔,头脑敏锐,对局势的审视更准确更清晰。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他们身上也可能更能被擦亮、闪光、张扬。


因此,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试图对曾经的这一群人的精神世界做一个自己的评估。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衣向东就做了这样一个努力。衣向东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温情和积极弘扬文学正面引导作用的作家,在他迄今为止发表的几十个中长篇小说和剧本中,我们基本见不到所谓的先锋文学中那些暴露生活中假、丑、恶,用血腥、暴力、性爱来揭示人性之恶,表达灰心、迷茫,价值丢失的悲观情绪,当他把写作的触角伸向历史题材的时候,他仍然延续了这一写作倾向。最新创作的《站起来说话》颠覆了我们对家族小说的惯性认识,从发掘家族和人物的现实意义出发,对在近代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宁波小港李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展示中华民族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和后期的牟氏家族一样,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代,偏居一隅的小港李家不可避免地也要面临同样严峻的外部压力。但是,和牟氏家族做法大相径庭,李家成员在重压之下,并不是勾心斗角、分崩离析,把一个巨大家产坐吃山空,而是和睦团结、敢作敢为,积极走出小浃江,把巨额的个人财富投入社会变革和国家振兴之中。指导规范他们人生行为的共同信仰不仅仅是传统的家族观念,而是振兴民族的国家观念与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夫人深明大义,李牧渔忧国忧民,朱山影敢于创新,尤其是主人公李家老三、曾是上海青帮老大的李牧涛在辛亥革命时期自己筹饷,组建军队支持孙中山先生;日军攻占上海和南京时,他又组织抗敌救援队,向前线的将士们运送物资……从江南小镇,到喧嚣上海和冰雪北国,尽管经历了无数挫折和迷茫,他并没有放弃振兴中华民族的理想和抱负,转而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小说将宁波帮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家族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


在题材上这部小说也是重点钩织家族外部矛盾,而对内部矛盾上采取了弱化删减的方式,这种“重外轻内”的写作策略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形成了较好的呼应。在具体情节布局上,衣向东仍然采取了他一贯的小说叙事策略:采取传统方式讲故事,主副线索分明,矛盾错综交织。作者以李牧涛为主线人物,由他贯穿起这个家族在上个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革命和实业救国的历程。其他人物或与其形成冲突,在一次次冲突慢慢完成他的精神塑像;或侧面配合映衬,为主要人物形成多声部伴奏。李牧涛主要的对头人物是袁开福,同属于社会上层,但是袁开福见风使舵,心狠手辣的,他的身影贯穿了小说的大部分章节,成为那个时代的各个时期腐朽没落的阶级代表。小说中的主情感线涉及三个不同身份的女性,而作者的设计别具匠心,让李牧涛死敌袁开福的女儿袁月成为最主要的女性,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的设计让小说的矛盾缠绕更加细致紧密,情感纠结更加错综复杂。而除感情外,袁月的特殊人生经历,也让这个小说情节更加起伏跌宕。至于家族中其他人物,也是各具特色、轰轰烈烈,为小说更好地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面和纵深感起了添姿加彩的作用。


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衣向东在写作中总是十分重视读者的阅读感受。这部小说时间跨度较大,人物众多,读起来却有条不紊,给人的感觉十分清透,这与作者的高超的叙事艺术手法是分不开的。把握线索,设置悬念,理清背景,突出人物,事件交代干净利索,叙述节奏明快自如都使这部小说的可读性大大增强。


国破家亡的时候是谁在站起来说话?当然是民族的精英和脊梁。我们已经记住了那些风流人物,我们似乎还应该记住一些曾经被遗忘的家族和曾经被遗忘的人,因为他们也曾呐喊。

观看与经历

少年读古人文章,情感多姿多彩,文笔秀美绝伦。往往赞叹文字。而默记于中。中年经历已多,读古人文章,则入其字里,其中情感已关乎己,顿觉先人狂放与无奈,张扬与抑郁刻录其中,自己只是重温千年前百年前他人阅历而已。衣着不同,时代不同,某些情感何其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