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的超越


余光中曾批判五四散文,指出情绪的不节制抒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弊病。纵观冰心散文创作,情感的渲泄在文中随处可见。这与五四时社会普遍较为焦灼的情绪有一定关系。这种直抒胸臆的激情,一方面调动了读者的情绪感受,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行文直白,意境虽美,但意蕴浅化,缺乏含蓄的弊病。而张晓风的《地毯的那一端》,对自己恋爱的心理描写却相当细腻,并且具有层次。文中对恋爱情感的书写如水中细浪,纤细柔巧,层层叠叠,颇具意味。这实际上在一个角度上表明随着艺术的发展,作家审美心理的敏感程度有了更进一步地增强,呈现出更加细腻化的倾向。


另外,张晓风散文还呈现出更加含蓄的特点。不愠不火,平和柔婉的表达方式在客观上为审美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同样是写红莲的文章,冰心在文章结尾直接指出:“母亲啊,你是莲叶我是红莲,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往事七》)象征意义指向明确,情感渲泄直接。张晓风笔下的红莲也有一定象征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更多地指向某种虚化和抽象的精神,“倘有荷在池,倘有荷在心则长长的雨季何患?”(《雨之调》)这里的荷花由简单的实物象征变成了更有审美意蕴的意义象征,大大扩展了象征的外延。


含蓄化的继续发展就是哲理化。张晓风散文特别善于寻找崭新的切入点,把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赋予特别的意蕴。这种善于把生活细节进行哲理转化的才能是张晓风艺术成熟的一个明显标志,很多这样的文章富有禅趣。在《花拆》中,她对开放的昙花发出感叹, 昙花的拆放却是一种扎实的美,像一则爱情故事,美在过程,而不在结局。这样就把一个普通的开花过程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了。另外,《衣履篇》中她由羊毛围巾展开联想,把满山芦苇看作是对山的呵护,把我的围巾看作是对我的呵护,这样就让我们认识到生活中相互依偎是多么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张晓风哲理化散文切口都比较小,一般不作宏大的哲理探究,所阐发的哲理也都比较浅显易懂,生活化气息比较浓重。


细腻化和含蓄化也造成了张晓风散文在艺术感觉上具有空灵化的特点。张晓风深得传统意境的精髓,她将空灵之美引入散文,不但形成了散文虚实相间的审美风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散文的艺术品位。许多读者之所以喜欢张晓风,是因为在她的文章中可以找到那些如魔术师般抛出的一个又一个美妙的艺术感觉。《画睛》中开头就引人入胜,“落了许多的雨,天忽然睛了。心理上就觉得似乎捡回了一批失落的财宝,天的蓝宝石和山的绿翡翠在一夜之间又重现在晨窗中了。阳光倾注在山谷中,如同一盅稀薄的葡萄汁。”这个比喻可以称作余光中所说的豪喻了,淡淡的色泽,半透明的感觉,给人极好的审美享受。在作者眼中,万水千山总是情,当她去台湾的拉拉山旅游时,好奇地问“拉拉山”中的“拉拉”是什么意思,司机解释道,大概是山太多,山和山之间拉起手来的意思,这时张晓风眼前闪出一幅奇异的图画,“只见活鲜鲜的青色一刷刷地刷到人眼里来,山头跟山头正手拉着手,围成一个美丽的圈子。”(《常常,我想起那座山》)这种幻觉真可谓神来之笔,诗意和画意兼具。有些艺术感觉在空灵之美和哲思之间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令人回味无穷。“山从四面叠过来,一重一重地,简直是绿色的花瓣——不是单瓣的那一种,而是重瓣的那一种。——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觉,那种柔和的,生长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严和芬芳,你竟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为天地立心’的那个人。”(《常常,我想起那座山》)这种画面,真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了。“不是天地需要我们去为之立心,而是由于天地的仁慈,他俯身将我们抱起,而且刚刚好放在心坎的那个位置上。山水是花,天地是更大的花,我们遂挺然成花蕊。”(《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在一派温和的情绪中,作者将中国传统的空灵意境发挥至极致。


应该说,冰心的散文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清新柔美,缺乏英雄情结和宏大的气势。张晓风散文则更具有“双向性”,感情上除了呈现出一定的婉约化,并表现得比“冰心体”更加细腻之外,与之并存的是增添了“一股勃然不磨的英伟豪气”。[21]海峡两岸的分离,古典文学中“金戈铁马”的英雄主义的感染,军人家庭氛围的熏陶使张晓风在作品中“同样也有雌雄两种人格的交替与互动”。[22]当文学进入了“现代主义”的死胡同,以表现悲观厌世、空虚绝望为乐趣的时候,张晓风走出闺阁,将古典文学失落已久的“悲壮”与“崇高”感重新唤醒,用豪放的激情写出了许多动人心魄的作品。《十月的阳光》以不可遏抑的情感抒发了对故土的思恋,文字中哽咽声与金戈交鸣之声不绝于耳,以至于当年看到这篇文章的评委潸然泪下。在《城门啊,请为我开启》这篇游记里,故土山河使她的感情喷涌而出,“在北京八达岭上,从城墙的缺口处远眺,不禁为当年戍边的男子悲伤。这小小的一方窗口,古来换过多少双望乡的泪眼啊!山河迤逦,寸寸都是被年轻的眼睛望成惨绿的啊!”这种气势也颇为悲壮。另外从选材视角来看,《玉想》、《色识》也有较大的格局,其背后隐现的是宏大的民族文化。虽然张晓风这种激情澎湃、气势恢弘的文章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即使如此,这种“背叛”的意义也不容低估,因为这是她由“婉约”走向“豪放”的明显标志。



 

题材的扩展


随着张晓风的成熟,她的关怀也不仅只限于描绘大自然的美好和赞美亲情上。她的境界越来越开阔,逐渐由“小我”转变为“大我”。关怀面呈现出越来越广的特点。这种跨越也是她走出闺阁的标志,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张晓风才摆脱了小女人散文的拘囿,具有了大气磅礴的格局。


题材扩大的表现之一为深切的生态关怀。


随着工业化在全世界大面积展开,美丽的大自然危机四伏。人类栖息的家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生物生存的权利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些问题在80年代初期便引起台湾社会广泛地关注。作为基督徒,张晓风更是心急如焚。《情怀》中,她对理想的生态进行了最直接的表白。为保护环境,她是一个赌徒,“赌的是什么?是我在垂睫大地能看到较清澈的河流,较新鲜的空气,较青翠的树林,较能繁息生养的野生生命……”在美丽的山水中,她希望回归,回归以前的清山秀水中。但现实是严酷的,基隆河污染已经成为“专家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春天也只能穿越黑漆漆的烟囱去古代寻找,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所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生活环保意识是张晓风生态关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许多台湾政要“言甚于行”的“爱台湾”表象,她总是“行胜于言”。台北酷暑,张晓风所在的这所全公费学校,经费充足,一个普通的校工都可以享受冷气的舒适,而张晓风是学校唯一一个不用空调的教师。她拒绝冷气,只是想少用一点电,为环保做贡献。她看到荷叶包装纸,惊呼它们的奢华,称它们是大自然中最环保的纸张。对于空气污染,她在《那件事》里表示极大的痛恨。而她的爱师李曼瑰老师的喘病,她也归结于吸烟者的影响。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为了省电,她在家人不在时做了一个幽光实验。在黑暗的环境中,为植物浇水,煮饺子、吃葡萄柚……四个半小时的实验结束了,她感叹:“我的幽光实验进行顺利,黑暗原来是如此柔和润泽且丰沛磅礴的。我想我该把整个生活的调子再想一想,再调一调。也许,我虽然多年深陷都市的战壕,却仍能找回归路的。”(《我的幽光实验》)


而对于动物,她认为它们与人类有平等的生存权。一条小蛇在车水马龙的闹市被压死,使张晓风感到无比痛心。(《小蛇事件》)。台风过后,张晓风收留了小鸟,然后放归大自然。而对于台湾岛一些鸟被恶意捕杀,她痛心疾首,“这是我的老家屏东吗?这是古老美丽的恒春古城吗?这就是海滩上有着发光的‘贝壳砂’的小镇吗?这就是神话之乡吗?‘恒春’不是永恒的春天吗?为什么有名的关山落日前,为什么惊心动魄的万里斜阳里,我竟一步步踩着小鸟的嘴尖?” (《情怀》)另外,对一种叫做赫氏角鹰的鸟类,作者经历的一次拯救过程也牵动心魄。当她从报纸上看到这种鸟被捕、被卖,当晚便及时寄出了读者投书,之后就赴花莲主持了两个座谈会,又与鸟类专家张万福到宜兰找寻赫氏角鹰。但是十分不幸的是最后他们在“山产店”里找到那只鹰时,它已经在冰箱中,“那只曾经搏云而上的高山生灵,而今是那样触手如坚冰的一块尸骨”。(《再生缘》)在张晓风看来,人类对动物的虐杀,不仅是对生灵的屠杀,而且是对生命力的毁灭。动物也和人类一样,有权力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一只丑陋的狗》中,狗的相貌虽然难看,但是它也可以在阳光下尽情地打滚,享受生命的快乐。另外美国国家野生公园顺从动物天性,提出“让野生动物野”的口号,也得到张晓风的大力支持。


走出闺阁意味着对女性命运也会作更多的关注。


张晓风并非女权主义者,但是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的性别问题,她也给予了揭示和关注。《唐代最小的女诗人》中,那个和骆宾王一样年纪的小女孩,写的那首诗是那么动人,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却默默而终。《四只手弹的钢琴》里,音乐史上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和舒曼都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妹妹,但是在那个性别歧视的时代,她们也不为人所知。因此,张晓风写道,“想起前代女子的命运,想起那么多有才华有胆识的女子,最后都默默无闻以终,我一时彷佛成了第三个钢琴手,悄然加入他们的序列,把悲伤弹进他们的主题里去了。” 《四个身处婚姻危机的女人》中针对社会男女不公,她也发出感叹,“美丽的、惠质兰心的女子,为什么她们的男人竟不懂得好好痛惜她们呢?”在职场上,当下社会对女性有意无意的歧视到处存在。《他?她?》和《省略的主词》中,对女性的漠视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倒好嬉子》里,呈现的也是传统社会里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即便到了现代,连女医生,病人还以为是护士冒充的,只要是女驾驶师开飞机,乘客们便觉得坐着不安全。这些现象都得到张晓风温婉地批评。另外《母亲·姓氏·里贯·作家》里,写男子中心的社会,女子容不得有什么属于她自己的面目,生养了孩子,从的却是父姓。所以,她期待“下一次,当有人问及我们姓氏里贯之际,让我们至少在心里,也承认母亲的这一边的姓氏里贯吧!”


至于女人的处境是否比几百年前好一点,大约是在旅游这件事上,张晓风觉得女性命运也有不少地方是胜过以前的。在《远程串门子——记尼泊尔之游》里她说:“与其说去观光旅游,不如说是去串门子,串门子本是女人爱做的事,而这次同行的游伴九个人中竟有七个是女人……五千年大约从来没有一队中国女人这样快乐,这样疯癫,这样拿着自己赚的钱猛然一掷花在西行的路上。”而在《丽人行》里,又说“想想现代人虽苦多于乐,现代女人倒是捡了个小小的便宜,古代女人不能做的事,不能享的福,现代女人都沾尽了”,“想想古今中外的女人跟我们一样好命的大概不多,芸娘如果知道此事,真会羡慕得眼睛发绿吧?”


尽管对当下性别歧视有着坚决的反对,但张晓风又不是纯粹的女权主义者,对婚姻、家庭她还是认真用心经营的。对于传统社会里甘于平凡,不怨不艾的女性形象,她都是给予认同和肯定的。


作为一个教育家,张晓风在不少散文中也阐发了自己的教育理念。


这些理念有传统文化的成份,也有自己教育实践中的体会和感悟。张晓风认为在关爱学生的同时,应当及时指出他们的缺点,而不应迁就。在《圈圈叉叉法》一文里,专家说指责别人时,应该要先说优点,然后指重点,最后加甜点,而张晓风认为,“子路有‘闻过则喜’之德,大禹更有‘闻过则拜’的度量,如果小小孩子心灵尚在纯洁阶段,父母必须用讨好小人的方法来讨好他,这岂不是明明白白摆着要陷他于不义吗?”又说对孩子猛灌赞美之词这件事,“简直等于要小孩子从小喝糖水,而不给他喝简单明白的白水,久而久之,不一口蛀牙才怪。”


学习上张晓风多次明确提出要反对学习只学文学的边缘学科,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做法。她慨叹学生学习陆游,只是记忆了一些文学常识,而对其一生经历却绝少感悟。在《开卷和掩卷》中,她批评只是用一味读死书的方法学习文学,使人变成了“有脚光碟片”。这种方法造成了古代文化中的美感在这些中文系学生面前竟然被一掠而过,她希望“但愿读文学的X君不单读了些‘文学学’,也早日碰到文学。但愿X君和其他所有接触过文学的Y君,都既能因开卷而受益,亦能拥有掩卷一叹的灵犀。但愿他们不仅是‘有脚光碟片’,而是有感应的文学人”。应该说这种见解对当下教育的剖析是十分深刻的,深谙传统文化精义的张晓风用极其敏锐的眼光痛击中文教育之弊,对台湾和大陆的教育课程改革都有指导意义。张晓风对学生要求是严格的,对于考试纪律她会上升到伦理的高度来看待,“我并不十分重视由考试所鉴定的成绩,但在我所站立的范围中,我决不容许有舞弊的事情发生。” “一个人如果读到大学,对于取舍之分还不清楚,他所受的教育无非帮助他做一个更体面的小人罢了。”[20]总之,张晓风散文题材的拓展实际代表了她向尘世不断着陆的过程。如果说早期张晓风散文更多地着眼于从唯美情感上打动人的话,那么后来的文章则透露出更多的智慧、道德责任,散发出更多的人间烟火气。



 

永恒的尘世关怀


冰心颂扬母爱、关怀儿童的创作倾向在张晓风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散文的首要特质就在于抒真情,写真性,读者能够从作品里,真真切切地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作者的人格个性如何,便直接决定着散文的成功与否”。[15]张晓风的精神里始终流淌着基督情怀和中国传统“仁爱”思想,她总是力图用文学之美,来拯救人性。虽然80年代后,她文风有变,在报刊上开辟专栏,发表过大量以批评、讽刺社会现象为主的小品文,但是那些文章并没有“匕首”、“投枪”式的尖锐,更多的是从容、幽默和柔婉。张晓风的散文“至今尚未见极端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也尚未触及堕落、救赎的宗教主题”。[16]当大陆新一代女作家视文学为玩物,游戏文学,以暴露生活中假、丑、恶,用血腥、暴力、性爱来揭示人性之恶,表达灰心、迷茫,价值丢失的悲观情绪的时候,张晓风却一直把一种正面的价值来作为散文创作的取向;当大量女作家着力于构建“内宇宙”、用大段大段的梦忆自语、自恋来改变抒写策略,着力于出新出奇吸引人们的眼球时,张晓风的散文却变得越来越明白晓畅,散发出一种温和成熟的美丽。整体上,张晓风散文呈现出一种“美丽的信仰”。


这种信仰首先是一种情感的信仰。她不仅是用一种温暖的情感投入创作,更重要的是笔下的人物也是饱含真情。这首先表现在对爱情体验的诚挚书写上。《地毯的那一端》是张晓风的成名作,记叙了与她与爱人林治平在东吴大学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牵手的经过。如果单从题材和写作手法上来说,本文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文章却从发表那天起,一直广为流传,至今仍然打动着无数人的心。张晓风文章中所流淌的情感是大多数人所经历或梦想经历的。每个人都渴望美丽的爱情,但是现实生活的种种“困境”让不少人不相信爱情,而张晓风则现身说法,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展示一种互相支持、互敬互让的理想式婚姻。在这个物欲横流,人们已经视爱情为交易的社会,这种情感就有了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地毯的那一端》用细腻的笔调,描绘了我们在恋爱过程中相濡以沫的很多细节。我离家求学来到台北,“生活黯淡”、“心情沉重”,而你来帮我辅导英语,因此我心情慌乱,把房东送的春卷洒了一裙子。熟识之后,你在楼下听我弹琴,安慰我不要思念家乡,我自然对你产生了感激之情。当感情慢慢发展,你指着拜伦的诗给我看,“如果你不能爱我,就请原谅我的痛苦吧!”这样的举动又使我非常矛盾。但是,你一如既往,送给我巧克力糖,帮我挑出爱吃的笋子,把外衣披在我的身上,敦促我读书,容忍我发小脾气,纠正我写作中的错误,帮我打扫卫生,我们的感情在共同奋斗中不断深化、发展。当你的努力得到承认,你代表全系走到台上领取毕业证书时,我也为你感到由衷的自豪。毕业后,我们面临的路更加现实,为你考研究所,我帮你去摘抄范文、断句、注释。为了安居,你我共同到处寻找出租房。困难并不能阻碍我们的爱情,我决定嫁给你。大家来祝福,“我觉得我们的小屋快炸了,快被澎湃的爱情和友谊撑破了”。虽然其中有些许惴惴然,但是我的幸福如“铺满花瓣的红毯伸向两端,美丽的希冀盘旋飞舞”,“当金钏轻摇、蜡炬燃起,我乐于走过众人去立下永恒的誓愿”。这篇文章细腻地展示了张晓风的恋爱心理,从中我们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情感变化线索。“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7] 这种真实的情感具有打动人心的最直接力量。另外,“散文的创作不仅仅是把表面的感觉记录下来的过程,而且还有一个感觉情感深化和人格升华的问题”。[18]散文的价值就是在于把一种个体化情感上升到群体化情感,也就是说散文虽然表达的是某个人,某些独特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却是大多数人心中有,言中无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张晓风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也使这种感受穿越了大多数人的心灵,得到了升华。


如果说《地毯的那一端》是少女时期爱情宣言的话,那么步入中年后的《爱情篇》则是成熟后对爱情的重新定义。《爱情篇》分为三章:《两岸》体现出来的是男女双方强烈的依赖感——纵使被分割也不离不弃。全文用隐喻的手法,把相爱的双方比成隔岸柳,即使身处异地,柔枝也要相连,如同时空无法阻隔的真挚爱情。《定义以及命运》阐释的是相爱的两人不断走近,不断理解,不断放弃幻想的过程。《从俗》则告诉我们爱是由清雅飞逸到贴向生活,贴向平凡,不断从俗的过程。《爱情篇》三章是年岁渐长后张晓风对婚姻的深刻理解,相对于青年时期而言,文中理性成分增强,体现出更多的尊重。而在这种理解与尊重中,他们的情感不断加深。她的丈夫虽身处异国,也要把手表调到台湾时间,为的是“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19]张晓风的另一篇散文《我们》也阐发了对爱情独特的理解,生活总是一饮一啄,有种种矛盾。虽有误会,但爱人总是爱人,“一个丈夫原来竟可以同时是个温煦的父亲而又是个稚气的儿子;是个忠实的朋友却又是顶嘴斗气的仇人。元曲里称所爱的人为‘可憎’,实在传神。一个丈夫的确可爱而又可憎,他又好又坏,又完美又无赖。别人说他好时,你会第一个撇嘴说:‘他才不会好呢!’但别人说他坏时,你又是第一个血气翻涌地为他辩护。”


张晓风对爱情从浪漫到现实的精彩书写,少了闺怨似的哀愁,整体呈现出明朗清新的风格。她用爱情唤醒爱情,用健康真诚的情感挽救当下世人的情感危机,以一种互敬互重,独立自主的婚姻观来引导人们如何经营婚姻。这些清新的文字,是当代情爱书写的典范,具有深远的意义。


秉承传统,张晓风笔下的亲情友情书写始终流露着博爱的情怀。台湾上一代女作家琦君也喜欢写家庭,但是在她笔下,流露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乡愁与闺怨以及对人世的伤感和对往昔无尽的追忆。张晓风初期表现亲情友情的文章,更多地带有浪漫色彩,芸芸众生在其笔下都成为被关怀被引导的对象。在亲人间,她给予更多的是关心鼓励;朋友中,给予更多的是理解与支持;即使是陌路相逢的路人们,也很少存在隔阂。《绿色书简》是她写给弟弟妹妹的一封信,信中更多的是交心的私语。对于比自己年幼的孩子们,她给予了更多的鼓励,对他们的一些缺点,给予了温婉而诚挚的批评。《霜橘》写的是青春期的困惑,在这篇文章中,张晓风表达了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的体悟:生活中的烦恼是如此之多,我们应该把心态放平和,来从容面对一切。像橘子一样,只有经过寒霜考验,才能成熟甘甜。对于有个性的朋友,张晓风也总是给予理解和宽容。《山路》中的清溪居主人就是这样一个学长,他有独立思想,特立独行;他才华横溢,可以做美丽的歌词;他不拘小节,甚至不修边幅;他忧伤地弹琴,幻想着有自己的一块房子;他追求自由,希望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位真诚的朋友,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理想被张晓风深深地理解和支持。


张晓风把这种情感贯穿到生活的角角落落,除了亲情、友情,她的博爱精神也体现在对生活情趣的广泛挖掘上。一言一行、一个善举,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会振动她敏感而丰富的心灵。比如《一句好话》中,穷人把白薯、红薯当作肥肉,所以贫穷的生活照样过得有滋有味,这让张晓风感动不已。《衣履篇》中她则对一块围巾,一个皮袋都敝帚自珍。《饮啄篇》中她又饶有兴趣地去关注一饮一啄。

张晓风散文触目成情,与林清玄的禅味散文带有的浓郁教化色彩不同,张晓风散文的基督精神呈现出一种隐匿化的倾向,她拒绝说教,总是善于在生活的小事中渗透精神,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散文与宗教的结合,这一点尤其可贵。

 

美丽的坚守


 


 “我里面有什么,涌出来就是什么。像T.S.艾略特,他的每一篇诗,每一曲戏都充满‘基督教’。如果有人分析我,其实也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7]“由于西方文学史就是一部宗教史,西方作家们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写作,早已成为一种传统。张晓风的作品不管从内容、风格、结构、陈述方式,也明显的看出《圣经》的影响,不同的是,其影响的接收方式,是通过了中国观点的过滤与选择。”[8]基督情结决定了张晓风散文的情感基调,基督教义宣扬对神的赞美,对自然的崇拜,对他人的关爱。“人必须先具此超越洋溢的宇宙情怀,才能具体落实去爱世上一切众生,而不至封限于某一特定对象中以成为私爱。”[9] “爱”与“美”成为其散文的主旋律。她的散文在题材上继承了冰心体散文题材两个重要方面——自然与亲情,对大自然的歌颂和对亲情的赞美成为她早期散文的重要主题。


 


一、不变的自然崇拜


山水风景散文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近代以来,朱自清、郁达夫、沈从文等一大批名家都写过不少山水散文的传世之作。“现代山水游记散文,具有进退失据,沉陷自然与人事的纠葛;感悟自然,归隐安闲宁静的憩园;拥抱山水,融入自然的理想王国三种形态”,[10]张晓风散文应当归为最后一类,但是和同类作品比较,她的散文更多地带有神性和诗意。“自然的美景即是天恩的一种形式”,[11]在《地毯的那一端》、《愁乡石》等早期散文中,张晓风用敏感纤细的心灵去感应大自然,对大自神充满宗教般的敬畏和赞叹。她的自然散文是她所有散文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文笔之清新,书写之细腻,观察角度之新颖,崇拜面之广泛,前所未有。她总是用一双带有极高艺术天分的明眸去探寻大自然,赞颂生命的伟大。

首先,张晓风对笔下的自然进行了宗教和艺术的双重过滤,现实山水在她的眼中都进行了“唯美”的变异。她“用慧心一照,彩笔一挥,宇宙大千,嫣然多彩多姿美不胜收”。[12]自然之美在山,作者特别善于观察,善于想象,从各个角度展示山之美。“山谷已经不再是去秋的清瘦了,那白绒绒的芦花海也都退潮了,相思树是墨绿的,荷叶桐是浅绿的,新生的竹子是翠绿的,刚冒尖儿的小草是黄绿的。还是那些老树的苍绿,以及藤萝植物的嫩绿,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一座山。”(《魔季》)这里描绘的山的色彩是多层次的,每一种绿都各不相同。只有崇拜大自然的观察者,才能细腻地察觉这些无穷无尽的色彩变化,在更高层次上品味自然之美。“推开窗子,满眼都是起伏的青峦,衬着窗棂,俨然就是一卷横幅山水。”(《到山中去》)这里写了山“起伏”的动态和仿佛是“一卷横幅”的静态,从动静交融中展示了山的神韵。而山给人的不仅是超然,更多的是世俗之乐,“在那阴湿的山谷中,我们享受原始人的乐趣。火光照着我们因兴奋而发红的脸,照着焦黄喷香的烤肉,照着吱吱作响的清茗。德,那时候你会觉得连你的心也是热的、亮的、跳跃的。”(《到山中去》)

而水则是张晓风书写的更多的景物了,水的恬淡和激扬都有美的情调。逃避都市的压力,美丽的水声更多勾起的是作者的恬淡和惬意。“你会感到压在你肩膀那个的重担卸下去了,蒙在你眼睛上的鳞片叶脱落了。那时候,如果还有什么欲望的话,只是想把水面的落叶聚拢来,编成一个小筏子让自己躺在上面浮桴放海而去。”(《到山中去》)心情黯淡的时候,激荡水波更多带来的是一种诗意的伤感。“我从没有见过这样急湍的流水和这样巨大的石块。而芦草又一大片一大片杂生在小径溪旁。人行到此,只见渊中的水声澎湃,雪白的浪花绽开在黑色的岩石上。那种苍凉的古意四面袭来,心中便无缘无故地伤乱起来。”(《到山中去》)应该说,一切景语皆情语”,[13]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在“似和不似之间”。张晓风笔下的山水是一种艺术化和宗教化的山水,这种山水营造的是超越世俗的审美空间,这种美轮美奂的空间更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真挚的崇拜与热爱。


其次,张晓风散文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在不同的作家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张晓风散文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对生命的赞颂,对生命价值的探询上。


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张晓风善于挖掘个体生命的独特韵味,展示生命多种多样的美感。“追问生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痕迹,我们越发感到生命那种生生相续,变易而不穷的绵延不绝的魅力,这就难怪尼采那样迷恋生命,甚至称生命就是美就是诗了。”[14]在她的笔下看到最多的是代表美的“花”和代表生命力的“树”。她对花的痴爱到了入迷的程度,为此专门出了一本配彩色照片的散文集《花之笔记》。百合、荷花、木棉、桃花、杏花、李花、三色堇、波斯菊、白兰、水仙花、栀子花、木本珠兰、九重萝、茶靡、紫藤、茑萝、牵牛花、丝瓜花、扁豆花、睡莲等等不计其数的花都成为她笔下的审美对象,这些名字各异的花,不仅显示出大自然的神奇,也透露着无尽的诗意。她写白木莲,“晚上,厚韧的白花瓣合起,禁锢起它神圣的香气,像一颗漂亮的树的心脏,安舒地悬着,安静地脉博着,安静地一经美丽着。”(《花之笔记》)她写凤凰花,“凤凰花开到饱合的时候,树上一片红海,树下一片红塘,风过时上下红波红浪之间,还有一串红瀑布。”(《花之笔记》)有的花很可爱,“珍珠玫瑰又小又圆,真是小极了,一粒粒又圆又白的竟跟珍珠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它是花,有着花的潮润清凉的体温,以及花的幽幽细细的香息。”(《花之笔记》)她对树的描绘注意营造唯美空间,充满梦幻。“到那排松树下,我们忽然怔住了,放射形的松针上,遍生着晶亮的小雨珠。那些细细尖尖的青针,有着比花瓣更美好的形状,每一枝都指向一个崭新的方向。而那些雨珠,像一把撒向天际的晶莹的梦,被兜在松针的网里。对着月亮,每一个梦都闪烁生辉。那两侧枝柯相联的松径,在此刻看来,竟像是一道碎冰砌成的拱门,清冷而华贵,令人在敬畏中却步。”这里写的是雨后林木青翠欲滴之景,也是一个被美化的世界。 (《一钵金》)


另外,张晓风散文还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在张晓风眼中,众生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体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应当以平和善良之心来看待一切生命,敬畏和呵护一切生命。《敬畏生命》是一篇内涵十分丰富的短文,作者主要记叙在印第安那州看到的一种奇特的景象,几棵树将一些白色的纤维不断地飘散出来,一连数天。在那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飘散中,作者被深深震撼了。生命以一种“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以及“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的精神来书写执著,而我也在这种浪漫的壮举中油然产生“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之的敬畏之情”。这种贴近生命的美好情感,让我们产生的是一种体物之心、感恩之心,有了这种情感我们才会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雨之调》则展现出困境中的生命力的顽强,“漫天的雨纷然而又漠然,广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这样一株红莲!像一堆即将燃起的火,像一罐立刻要倾泼的颜色!我立在池畔,虽不捞月,也几成失足。”这种在生活中“得之泰然,失之淡然”,不为环境所困的精神状态,不应当为我们每个人所深深敬畏么?不仅如此,有时甚至作者把树视为有灵性的生命,也能和它们心灵对话,这真正体现了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观念。“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郁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噫吐什么,才是重要的。”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而作者爬拉拉山,来到参天古木下,看到绿色柔枝竟然“想起唐人的传奇,虬髯客不带一丝邪念卧看红拂女梳垂地的长发,那景象真华丽。我此刻也卧看大树在风中梳着那满头青丝,所不同的是,我也有华发绿鬓,跟巨木相向苍翠。”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这里作者竟然在神秘美丽的大树之前欣然陶醉,产生幻觉,生命和生命之间在这里真正地达到了完美融合。


自然是美丽的,也是神奇的。生命不需要更加奢侈的东西,生活在这美妙的世界中,她处处充满感恩之情,这种情感在很多文章中都有非常直接的表达。《我在》中,她说:“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画晴》中面对大自然雨后美景,她显得十分激动,“天地间只有一团喜悦、一腔温柔、一片勃勃的生气。我走向田畦,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我举袂迎风,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宛转的气流。我抬头望天,却又把自己误为明灿的阳光。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宽广过,恍惚中忆起一节经文:‘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第一次那样深切地体会到造物的深心。我就忽然热爱起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来了。我那样渴切地想对每一个人说声早安。”在她的文章里,始终用这种感恩与平等的视角去看待大自然,用宗教情怀去拥抱大自然,对自然的爱使其乐于描绘自然景物的方方面面,展示造物主的伟大。这是其对“冰心体”继承的第一方面。



 

别枝上的奇葩


 


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开端,五四散文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文体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名家对此都有高度的评价。鲁迅以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和戏曲诗歌之上” [3]朱自清谈到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时说:“最发达,要算小品散文。”他对五四散文巨大的成绩给予了崇高的赞扬,“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抒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4]五四散文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后世的不少散文类型在这个时期都具备了。鲁迅的“战斗散文”,周作人的“闲适散文”,冰心的“冰心体散文”,朱自清的“雅致散文”,争奇斗艳,都以独立的姿态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当代文学一直比较薄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49年以后。大批文化界的精英人物奔赴台湾,给五四文学开辟了一条支流。这条支流虽然在五十年代初为两岸对立所影响,比较拘谨,但是后来却迅速发展壮大,尤其是在受政治影响较小的散文领域,几辈人前赴后继,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景象。梁实秋、台静农、谢冰莹、琦君、林文月、周芬伶、王鼎钧、纪弦、钱歌川、覃子豪、张秀亚、余光中、林海音、洛夫、董桥、蒋勋等等一大批作家都受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的影响,无论是创作的题材还是艺术风格,都能找到各自的渊源。朱自清、徐志摩、许地山等在1949年前早已去世的作家的作品,流传甚广;周作人、冰心、丰子恺等试图远离政治的作家的作品,也深受欢迎到;即使是鲁迅那样意识形态特别鲜明的作家的作品也以不公开的方式悄悄流传。台湾当代散文秉承了五四散文的余风流绪,在全面吸纳五四散文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形成了繁荣的局面。


台湾散文主要有三个比较大的风格流派:以周作人风格为代表的闲适散文,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杂文,以冰心风格为代表的“冰心体”散文。[5] 冰心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诗歌、散文都成就斐然。冰心散文影响了许多和她身世经历、性格习惯、文化素养比较类似的女作家。张秀亚、琦君、钟梅音、席慕蓉等作家的作品里都有冰心散文的影子,张晓风也不例外。就冰心散文而言,她的“冰心体”是以“爱的哲学”为基础,把古典的意境和现代的表达结合而成的一种非常清新明丽的抒情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阿英说:“一直到现在,从许多青年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冰心体’的文章,在当时是更不必说了。青年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远超过冰心。”[6]


冰心有一个富足而和睦的家庭,良好的教会教育,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先天文静的性格使这位女性,总是用一种“爱”的眼光注视整个世界。她散文总的主题便是母爱、童心和自然。这种散文,特别善于营造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唯美空间。在《笑》中,她描绘自然的美景,“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青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通讯十》中,作者深情地颂扬母爱,“世界上没有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头发上的两根发丝,也不能一般长短。……只有普天下母亲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闲情》中她动情地赞美儿童,“小孩子们真可爱,在我睡梦中,偷偷的来了,放下几束花,又走了。小弟弟拿来插在瓶里,也在我睡梦中,偷偷的放在床边几上。——开眼瞥见了,黄的和白的,不知名的小花,衬着淡绿的短瓶。……原是不很香的,而每朵花里,都包含着天真的友情。”


冰心的“爱的哲学”,对张晓风影响至深。由于气质性格、家庭情况、宗教信仰和学识修养都与冰心有很多类似点,早年的张晓风对冰心也充满景仰。她自称是一代半台湾人,幼年时代是在大陆度过,而客居台湾使她的心灵被连根拔起,这种灵魂的飘泊感使她迫切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当别人介绍她加入基督教时,她终于找到灵魂的安居之所。教义上所宣扬的爱、美、平等、包容等这些理念,成为她文学表现的对象。“爱的哲学”不仅是宗教信仰的折射,而且也是女性意识和情怀的选择。母亲用爱呵护着这个小小的家庭,尽管受苦受累,却毫无怨言,中华女性甘于奉献、无私大度的品质必然会在她的心中激发爱心传递。从纵向来看,人生的生活态度往往与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一路走来,相当平顺,以不是很优的成绩考入国中,继而又考入东吴大学,留校执教,恋爱婚姻相当美满,子女孝顺听话,学业有成。上帝把大多数人梦想的一切都慷慨地赠予了她,在这种人生境遇下,信奉“爱的哲学”就不足为奇了。鲁迅《朝花夕拾》中虽然也有相对平和的文章,但是他的大部分文章冷峻、犀利。这种文风和他与幼年家庭遭遇重大不幸,青年在日本屡遭歧视,奉母之命接受无爱的婚姻不无关系,这些打击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心灵。从这个角度上说,鲁迅文风的“冷”和张晓风的“热”背后原因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张晓风散文创作和研究鸟瞰

张晓风,台湾散文界著名女作家,1941年生人,祖籍江苏铜山,出生于浙江金华。1949年随父母迁居台湾。东吴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东吴大学,香港浸会学院,台湾阳明医学院。她国学深厚,笃信基督,爱好写作。从六十年代踏上文坛以来,纵横四十余年,以一手真诚秀美的散文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她的散文数量众多,先后结集四十余本。有《地毯的那一端》、《愁乡石》、《步下红毯之后》、《从你美丽的流域》、《再生缘》、《黑纱》、《你还没有爱过》、《我在》、《我知道你是谁》、《花之笔记》、《通菜与通婚》、《桑科有话要说》、《幽默五十三号》、《玉想》、《星星都已经到齐了》、《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你的侧影好美》等。除此之外,她还擅长戏剧创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剧作是《武陵人》、《和氏璧》、《严子与妻》等,并结集《晓风戏剧集》。另外,为了增进大众了解古代戏剧,她还编写了戏曲故事集《看古人扮戏》。张晓风小说创作也业绩不菲,有代表作《潘渡娜》,小说集《哭墙》。但是这其中艺术水准最高并且影响力最大的还是她的散文。


“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张晓风曾得过台湾三个最重要的文学大奖,吴三连文学奖、中山国家文艺奖、台湾文艺奖,在海峡两岸有庞大的读者群。她以女性的细腻情感融合传统文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开创了散文的一种崭新的书写方式。从实质上说,张晓风散文是一个深谙传统文化精髓的女性,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用一种新潮的思维书写的散文。编者管管称“她的作品是中国的,怀乡的,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的,她又是极人道的”。余光中也曾称其文字柔婉中带刚劲,将之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1]


 “无需标新立异,而能自不可能出手的角度出手,靠的是见识与感慨的积累,艺术与人情的交融。 [2]从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学生到一个深得散文精髓的名家,张晓风的创作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艺术成熟演变过程。她的散文按照风格演变大致可分四个类型时期。首先是青春时期注重情感的散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1966年的《地毯的那一端》。少女时期的张晓风文字清新秀丽,饱含真情,她关注周围真实的生活,以基督的情怀书写自然山水和青春期的各种喜悦和烦恼。这些文字无疑具有打动人心的最直接的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散文也不断“从俗”,对世俗关注逐渐加大。同时,现代的文学思维逐渐渗入,丰富了她的写作策略。从技巧上来看,她的文章摆脱了初期简单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艺术品位有了更大的提高。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1971年的《愁乡石》,1979年的《步下红毯之后》,1981年的《你还没有爱过》,1982年《再生缘》等。在经过技术扩展期之后,张晓风文章的内涵更加丰富,哲理思辨程度越来越大。她更善于从生活中捕捉理性的闪光,在平淡的生活中写出更多的生活和文化情趣。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1984年的《我在》,1988年的《从你美丽的流域》,1990年的《玉想》。上述两个阶段应该是张晓风艺术上的高峰期,她的最有价值的一批散文也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在艺术的绚烂的同时,受《中国时报》等报纸之邀,她开辟专栏,品评时事。为适应报纸版面和发行要求,家长里短,世间百态,随意而谈,文章大都短小风趣。这些小品文后收录在1994年《我知道你是谁》、1996年《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1997年《你的侧影好美》等集子里。


由于是台湾作家,以前大陆关于张晓风的研究,一手资料较为匮乏,起步较晚。但是随着两岸的开放,出于对张晓风散文的喜爱,研究者越来越多。目前,评论界对张晓风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创作主体人格的建构,创作心理的特征,创作题材的倾向,创作风格的转变,独特的表现手法等几个方面。就综合性研究而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楼肇明。他的《星约·情冢·诗课——张晓风散文论》,详细分析探讨张晓风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和审美表现形态的殊异个性,具有深远的影响。方忠的《论张晓风的散文创作》,结合张晓风的人生经历,详细分析了她的散文风格特点及其演变的原因,为我们更加清晰地审视张晓风提供了一条线索。在创作心理上,杨剑龙和王本朝在《“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 ——论张晓风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和《论张晓风散文的神性情怀》中分析了基督信仰对张晓风散文创作的影响。另外,在分析传统文化对其创作题材和心理的影响上,朱利萍的《飞鸟恋故林——论传统文学母题对张晓风散文的影响》,廖世苹、傅德岷的《论张晓风散文的审美风范》等都是不错的代表性篇章。在艺术手法分析上,佳作也不少,邓寒梅的《张晓风散文的诗化特征》,曹惠民的《小的就是美的——略谈晓风散文的感受方式》,李桦的《张晓风散文的语言魅力》也都有很多真知灼见。另外,还有许多针对单篇的散论也各具特色,这里就不一一再提。


从以上文章可以看出,目前对张晓风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与作家的创作成绩相比,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评论界关注的程度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某些问题的研究不够细致,缺乏对比研究等。作为一个在台湾散文乃至现代华语散文界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我们有必要对其思维特征和创作风格追根溯源,本文试图用文学比较的方法,分析她的散文和五四散文的渊源,以期在文学发展史上对其散文做一个清晰的定位。另外,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做时间上的进一步延伸,对张晓风散文和传统的关系做一个考察,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她的散文中的传统因素的现代意义。最后,当今散文文体嫁接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散文文体革新中,张晓风别具一格,对散文新风格的创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此作详细的分析。



 

Zhang Xiaofeng’s Theory of Pros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 1960s, Zhang Xiaofeng has been enlisted among top 10 prosers in Taiwan, who has a forty-year history of expericnce in the prose creation and also enjoys the title of “evergreen tree” in the current Chinese literature. She sincerely believes in Christina and is kee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uture, who spiritually shines the universe with a female aesthetic and kind heart and artfully forges the tradition with contemporary thoughts to work out a large number of fresh and graceful proses. Zhang Xiaofeng’s proses are highly in their artistic taste, but suit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appetites. The prose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Other End of Carpet, After Stepping Down The Red Carpet, Stone Worrying About Hometown, We Are, From Your Beautiful River, You Have Never Loved, Your Profile Is So Beautiful, The Temperature of This Cup of Tea is Just Right and The Stars Are All Here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along the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Zhang Xiaofeng has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her steady and consist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literary creation and abundant achievements.


Preface First, briefly introduce the creation of Zhang Xiaofeng’s proses,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n her representative theses to point out the shortcomings in her research in order to bring forward the my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writing hypotheses.


Chapter One Adherence to and Surpass over Bingxin Style  This chapter adopts a comparative method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Zhang Xiaofeng’s proses and those of Bingxin to embody the suce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y 4th proses.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is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urrent proses to trace back upon the historic source of Zhang Xiaofeng’s proses. The second systematically probes into the succession of Zhang Xiaofeng’s proses to those of Bingxin Style among the May 4th ones, which points out that her proses are continuously connect with the Christinian sprit of Bingxin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nature and kinship. The third analyzes the surpass of Zhang Xiaofeng’s proses over those of Bingxin Style, with their subject on the ecoloy, feminity, education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of close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the style is polarized, with one more exquisite, implicit, philosophic and intangible than Bingxin Style and the other more bold and unconstrained.


Chapter Two Wake-up and Melting of “Tradition” This chapter will extend the thoughts to continuously retro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Xiaofeng’s proses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Zhang Xiaofeng’s proses are significant in highlighting the tradition as an isolate object for appreciation as her proses bear strong classical beauty in the contemporaray atmosphere. This chapter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is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Zhang Xiaofeng’s proses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cal resources, which demonostrates her strong love the mother language, the transformative use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the contemporary inte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classics and also the cherishment for the cultural customs. The second reviews the tradi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writing strategy.


Chapter Three Trajection and Breakthrough in Style  In this chapter, the research viewpoint returns to be contemporary with the increasingly obvious overlap of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as a trend. As a playwright, novelist and proser, Zhang Xiaofeng is flexible in different styles with the poetic and novelistic features in her proses. The first section probes into her poetic specialties in terms of endless diffusion and leap in thought and utlization of poesy images. The second studies the novelistic characteristics in her deion of people, story and writing style.

张晓风散文的结构思维探究

延续中国古代散文传统,冰心和朱自清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散文大都遵循较为清晰的时空逻辑。如我们熟知的散文名篇《背影》,无论是段落之间还是段落内部句子之间的连接,基本是按时间顺序来展开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基本不太存在断裂思维的拼接问题。著名的《荷塘月色》更是时空顺序的典范。张晓风在她早期散文中,喜欢采用时空架构文章,以情感人。无论是写景还是写人记事,都没有摆脱这种思维策略。


《归去》以清晰的时空转换来表达自己想回归山林的愿望,全文有清晰的标志词,从石板路起程——走到山顶——到了海会庵——饭罢坐在庙前──山间八点钟上灯住下──第二天六点钟起身——转过几处曲折的山径——七点转过一条小溪——到一处溪谷——踏上归程——晚上回来——早晨醒来。这基本是一篇游记,作者在整体结构的布局上非常传统,只不过是在清楚地表明行动路线的基础上,写出了自己独特而真实的感受而已。《画晴》、《到山中去》中这种现象更明显,作者移步换景,也是以游踪来展开全文的。而记事散文《圣火》则从刚从妹妹那里回来时刻展开回忆,一直追述到如今妹妹考上大学,全文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的人生轨迹。《山路》中,张晓风则以与清溪居主人的交往为线索,采用倒叙的手法,从他拉琴、设计房屋等事件来缅怀这个具有独特个性、特立独行的朋友。全文虽然突出了自己的感受,但是时空顺序思路仍然清晰可辨。《最后的戳记》采取时空交错的方式,从最后一次盖章的经历开始写起,一直写到自己在学校的种种经历。而《地毯的那一端》更是极具典型,全文追叙了和德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作者情感的变化也基本按照这些路标来展开,读来没有丝毫艰涩之感。应该说,张晓风早期的绝大部分文章沿用的都是这种线形思维,这是传统散文常见的手法。


从《步下红毯之后》开始,张晓风散文结构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思路的发散性和跳跃性开始增强,思维出现线性断裂,同时开始出现出现围绕一个中心,选取碎片化的材料的倾向。《步下红毯之后》中大量涌现的是“块状结构”,研读张晓风散文发现,她是一个极善于运用“块状结构”的作家。这种结构方式的核心是把许多零碎的生活片断或感悟,围绕一个集中主题贯穿起来,形成一个“结构的项链”,这种方法,张晓风称之为“归纳法”。“由于归纳法便于我抽离独立事件,而又能通过剪裁、举隅、烘托、统全我想要表述的主题,这种方法虽古人少用,但我很喜欢,所以常用它,也形成了我的散文作品的一部分风格。我想,我还会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写作下去。”[38]张晓风在创造出这种新的结构形式的时候,已经师从李曼瑰先生学习过戏剧。我们知道多幕剧就往往围绕一个故事,分场演出,张晓风借鉴了这个手法,这样她的写作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题材的关联性和思维的衔接性上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这种结构的文章很多。《爱情篇》是对爱情的理解与阐释,文章的三个子标题分别是“两岸”、“定义与命运”、“从俗”。“两岸”是写两岸之柳,柳丝越河而挽起,以隐喻爱情;“定义及命运”则提醒年轻人不要迷信爱的定义;而“从俗”则说明爱本来是很世俗的事。如果全文不用块状结构来组织的话,这三个材料很难从属于“爱情”这个关键词,成为紧密的一体。正是由于发散思维的运用,才使原本毫不相干的材料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玉想》是一篇从各个角度来表现玉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的文章,“只是美丽起来的石头”,“克拉之外”,“不需镶嵌”,“生死以之”,“玉肆”,“瑕”,“唯一”,“活”,“石器时代的怀古”,“玉楼”,在这篇多达10个小标题的文章中,作者对玉这个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物,由中及外,由生至死,由美及瑕,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全文材料零碎,直接组合难度很大,而张晓风运用归纳法来组织材料,这样既使行文灵活,同时又适应了玉文化博大精深这个特点。张晓风散文中的“块状结构”在表现形态上还稍有不同,如果板块之间是逻辑关系较清晰的内容,她往往对之加上标题,如《常常,我想起那座山》、《林木篇》、《溯洄》、《初心》、《星约》、《故事行》、《不是游记》、《蜗牛女孩》、《新灯旧灯》、《只因为年轻啊》、《花朝手记》、《第一个月盈之夜》等;而对那些逻辑层次不明确或者纯属作者偶然感兴式的题材,作者就用数字、分行或只是分段这些更加自由的形式串联。《一句好话》、《幸亏》、《问名》、《颠者》、《你要做什么》、《圣诞之拓片》、《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承受第一线晨曦的》、《惊》、《种种有情》、《种种可爱》等。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会发现,这种形式的文章从《地毯的那一端》已经开始渐露头角,至《愁乡石》有所发展,而在《步下红毯之后》、《再生缘》、《我在》、《从你美丽的流域》、《玉想》之后数量越来越多,并且成为张晓风纯抒情散文形式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说“块状思维”是张晓风的文章宏观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外,那么跳跃化思维应当成为张晓风散文最艺术化的微观思维方式。张晓风登上文坛的60年代正是西方现代派大举入侵台湾的时期。相对于前期的“反共”文学而言,这一时期台湾文坛的变化是深远的。余光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散文革命”的理论,要求“剪掉散文的辫子”,并在“现代诗”的基础上提出“现代散文”的概念,认为现代散文是一种讲求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革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密度”,是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美感需求的分量”;而“质料”是“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字或词的品质”。[39]这些观念是对传统散文观念的一次极大的颠覆。在我们的印象中,散文从“五四”以来一直延续的是直抒胸臆和托物借景抒情的传统。冰心、朱自清等大师的散文,往往缺少现代散文思维的高度跳跃性和陌生化特征,他们的散文被余光中批判为“五四”传统,即直抒胸臆式的伤感和滥情。而五十年代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虽然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情感的拿捏更加细致,但是她的写作并没有表现出方向性上的游离。


张晓风顺应了“散文革命”的潮流,在经过写作初期的简单模仿后,很快地将现代理念融入自己的散文写作,开创了“散文创作的诗性解释学道路”。[40]她的散文摆脱了五四散文简单的情绪渲泄的写作策略,在思维上呈现出诗的跳跃性和陌生化特点。所谓的跳跃化思维是在行文过程中为了使文章更简洁,同时也为了创造更大的审美想象空间,作者有意识地割断或隐没句子与句子之间清晰的时空逻辑线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依靠文中的暗示,加以自己的想象才能领悟。“它遵循想象、情感的逻辑,常常由这一端一跃而到另一端,或由过去一跃而到未来。超越了时间的樊篱、空间的鸿沟”。[41]张晓风机智地将这种思维品质融入散文,她以为自己就是“不分行的诗人”。[42]她思维跳跃方式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种:首先是动作跳跃。其基本含义是文章中上下两个动作之间,缺乏实际承接性,为了使文章更加凝炼,作者省略动作之间的某些内容,实现了思维的快速转换。这样的例子在记叙性的文章中较为多见。如在《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中,作者看到一种叫“嗯桑”的草,让司机停车,之后司机的反映,如何下车,如何走到草边,这些都是空白,作者下面就直接写到“我摘了一把,并且撕一片像中指大小的叶子开始咀嚼”。正是由这种动作的跳跃,“形断意连”,作者才在有限的篇幅内突出了感受而读者也完全可以在上下文之间实现思维的对接,不至于出现因跨度过大而“迷路”的现象。在张晓风散文中出现更多的是描写对象的跳跃。她往往写着写着一个内容,突然跳跃到另一个对象上去。如在《爱情篇》中,作者在开始先对掌纹进行诠释,中间插入了一段人生的理解,在文章最后又重新提及掌纹。《梧桐》中对梧桐的联想是从它的生长环境开始,然后由山至水,由水至琴,由琴至梧桐,由梧桐至庄子,至凤鸟,至“不苟于乱世的逸风”,作者将思维不断拉长,引领读者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连续穿梭。还有一种跳跃方式是对比式。在《青楼集》中,作者在对朱帘秀、汪怜怜、翠娥秀、李娇儿的回忆过程中,不失时机地插入对别的女孩的生存方式的联想,突出了她们的悲惨境遇。而《行道树》中,作者对比意识更加明显,通过对深山里的树与行道树不同的生活环境的比较,有力地突出了行道树的奉献精神。而另一篇文章《柳》则在开头直接点明了柳是诗人的树,不是匠人的树。还有一种跳跃方式在张晓风散文中出现频率极高,那就是推测性跳跃。这种思维在文章中往往表现为对某种事物的接近推测或因果关系的推测。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作者往往从眼前的现实的图景出发,走入一片想象的天地,进行发散性思考。这类联想往往喜欢组成排比句式。在《触目》中,作者面对在战争中失去儿子而痛苦万分的老妇人的照片,悲从中来,同情之心使她自然联想到,“谁陪伴那妇人一哭,谁去使天下后世历史不再重演,不再让另一个垂暮的妇人扒心扒肝地哭她死于战争的儿子?” 《经济学的旁听生》中,经济学的教授把经济学和文学人生联系起来,说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对此张晓风发出感慨:“我疑惑起来,这教授到底是因有心而前来说法的长者,还是以无心来度脱的异人?至于满堂的学生正襟危坐是因岁月尚早,早如揭衣初涉水的浅溪,所以才凝然无动么?为什么五月山栀子的香馥里,独独旁听经济学的我为这被一语道破的短促而多欲的一生而有惊又痛泪如雨下呢?” 由于张晓风散文思维的跳跃频率较为频繁,因此造成了其文章分章分节较多的形式特点,独句成段或者数句成段的现象较为常见,这在客观上为张晓风散文灵动飘逸的风格提供了形式上的支撑。


与纯粹现代派不同,张晓风散文摒弃荒诞、虚无、颓废的色彩,而且思维的跳跃幅度也不是十分巨大。在新的文学思潮中,现代女性作家的许多作品有的也有思维的跳跃,如林白、陈染。她们文章往往表现出一种意识流的特点,充满大段大段的自语,梦呓。除去思想倾向,单从写作手法层面来看,张晓风散文的跳跃可以感觉出较明显的理性意识,呈现出感性与理性相交融的特点。在上下文衔接的过程中,她既充分尊重感觉,摆脱了过于严谨的逻辑思维的控制,同时又尊重逻辑,用暗示的方法让我们不在阅读中失去“路标”。这种写法使其文风更加飘逸,审美空间虚实相生。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诗化和大陆读者熟知的杨朔也不同。杨朔曾较为明确地提出诗化理论的主张,“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它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43]但是杨朔散文的诗化是一种远离生活常态的政治化写作。他在文中所创造的意境高度依赖“17年理念”或当时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当时的新人新变化。杨朔的散文在诗意的结构模式上,遵循“物、理、人”的三段结构模式。这种机械的结构模式其实是违背了散文写作所必须的作家精神的主体性需要。散文创作作为最朴素的写作“存在”,要求作家在写作中体现出的精神倾向性必须是独特存在的。[44]作家在生活经历中通过学习感悟形成独特的心理结构,这种结构外化后,就形成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字。张晓风是一位有鲜明写作个性的作家,在自由的心灵漫步中,将生命的本真,将最能表现心灵的语言展示在我们面前,她散文的诗化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主体性。张晓风的诗情是一种个体化、自由化的“真”,其文字之所以能穿越几十年的时光,至今仍令人怦然心动,其原因就在于此。



 

张晓风散文的意象运用

意象是诗歌研究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文学理论中,一般认为“意象是经过作者心理、情感和意识多重综合而构成的一个或者多个词象的组合,是心和概念表象和现实的统一”。[45]台湾散文理论家郑明娳认为,“古典散文理论强调造意,而忽视造景;讲究文章平面的谋篇布局,而忽略立体的时空设计;强调笔法的翻新立奇,而不在乎意象的经营。”[46]随着文体的发展,现代散文不断汲取诗歌要素,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散文的表现张力。


张晓风散文中的意象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精致意象。按照威尔斯的理论,意象可以分为七类,其中较为常见的就是精致意象和繁复意象。这种意象大多是较为并列的视觉意象,这些意象由于精致,因而其装饰意味较强,意蕴也不深刻。它们的出现往往是围绕一个价值判断,集中出现。如围绕胜利镜头,往往令出现鲜花、笑脸、美酒这些具有鲜明喜悦特征的事物,这些事物的集中展示,会从各个细微的角度强化价值核心。由于张晓风是“爱”与“美”的信奉者,因此她的文章中往往喜欢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花草来展示心中的理念,甚至在张晓风早期的散文中,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写作模式。《地毯的那一端》开头出现的草、芦荻、玫瑰、星斗,这些美丽的自然意象和贺卡、金钟这些温馨的人文意象,对作者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幸福感的烘托是非常必要的。而文章结尾处集中出现的礼服、鲜花、首饰、窗帘、炭火、春花、蜡炬、地毯等意象也很好地表现了作者幸福洋溢的情感。


象征意象。与精致意象不同,象征意象内涵大一些,往往有整体性的特征。它不象一般意象一样重视瞬间感受,而是托物寄兴,它的出现使全部材料都有了共同的指归。象征意象往往有核心性,即使出现了多个象征,这些象征中也往往会出现一个核心象征。《霜桔》中,经霜之橘揭示的是“不经历风霜,怎么见彩虹”的人生感悟;《雨之调》中,雨中欣然自得的一株红莲象征的是困境中乐观积极的心态;《母亲的羽衣》中,伟大的母亲成了隐藏羽衣的天使;《小小的烛光》里,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是桑老先生奉献一生的光华。值得一提的是,张晓风散文特别喜欢象征意象。她使用该类意象时,总是既贴切,又富有新鲜感。


叠合式意象。与并列的组合意象不同,这类意象有一定的层次感。众多意象的存在以核心意象存在为基础,“散文家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对某一物象进行不同层面,不同时空的积累性描述。即一个意象叠加在另一个意象上,使作品由单调渐成丰富,由平面而趋于立体”。[47]能体现这类意象的代表作是《秋天·秋天》,作者围绕秋天这个核心意象,不断堆叠南京的秋叶,柳州的秋山,到如今秋山、秋水这些意象,通过有层次的意象拼接,使秋的意蕴表现得更加充分。


潜沉式意象。潜沉,就是潜沉在“全部视觉之下”,[48] “它诉诸感官形象,可感,但不是简单地将两个有价值的词语并列在一起,更不会明确清晰地予以呈现”。[49]比如《玉想》中,作者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典型事物“玉”的描写,来展示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玉在这里很难说象征什么,而对玉的各方面天马行空似的书写,却能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惊叹。《色识》也是通过对几十种传统文化中色调的描写,来达到对中华文明审美能力重新审视的目的。


正是由于上述多种意象的应用,张晓风散文中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意象谱系,这里既有较简单清晰的低级意象,也有深层的超越性的复杂意象。这些意象根据不同的语境要求,使其文章呈现出“异象纷呈”的局面。这些意象,发源于诗,出入于散文。它们的运用,增强了散文的美学特质,提升了散文的审美意蕴,丰富了散文的写作手法。


但是,因为意象只不过是诗性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篇文章意象过多,没有严格的设计,会造成眼花缭乱、目不遐接的现象。张晓风散文在意象的运用上分寸把握得比较好,没有给我们很多的不适感。



 

张晓风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张晓风是从60年代以来台湾最有影响力散文家之一,她对中国散文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对张晓风的研究视角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即使这样,张晓风也显示出巨大的,不可代替的文学史价值。我个人认为,她对散文发展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龙应台曾公开说,台湾散文水平高于大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对比六七十年代大陆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和空白现象,张晓风等台湾作家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对散文审美丰富性的贡献。对中国散文的生态版图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修补和充实。


2.张晓风的散文创作时间将近40年,中间没有出现长时间断层。她的散文为我们认识台湾文学创作观念的演变,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示例。


3.张晓风的散文拆除了古典与现代的藩篱,重新评估古典,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重新审视。其成功经验对现代散文如何挖掘传统资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当今散文创作越来越走向立体化,各种艺术手段的交错融合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而在台湾60年代这种风尚就早已形成。作为自觉借鉴其他艺术门类为散文服务的大潮开拓者之一,张晓风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5.张晓风散文是女性散文创作链条上重要一环,对我们重新梳理当代女性散文发展演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6.张晓风散文深受普通读者的欢迎,既有高雅的艺术品味又有相当的可读性,雅俗共赏,这在推行散文大众化上是个突破。


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张晓风散文也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一是她的散文存在过度唯美的倾向。掩盖了部分真实的世界,回避了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她所营造的艺术空间虽能给人心灵的慰藉,但也削弱了人们正视现实的勇气。其次,她的世界观影响了她的思维方式。由于她的情感过于细腻,思维的缠绕度比较大,一些文章文脉隐藏过深,不是十分明白晓畅,从而产生一些文章阅读起来有一定困难的现象,比如她的散文《初绽的诗篇》。另外,她的写人散文也有模式化的倾向,大量采用类似访谈的方式组织材料,违背了散文形式自由多样的特点。尤其是到了后期,尽管她为报纸副刊写了很多时评式的生活小品,但是代表其创作最高成就的写景抒情散文却数量不多,同时这些文章在手法上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似乎在是生活素材的感悟上遇到瓶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瑕不掩瑜,张晓风还在从容不迫地走着,从她美丽的流域一路走来,是的,天空是一张宣纸,等待她去书写,未来的张晓风会创造怎样更好的世界,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