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谓俄罗斯“白银时代”

现在所谓俄罗斯“白银时代”,亦即沙皇俄国最后时期的文学,很早即为鲁迅所关注,不过当时尚无这个名目就是了。由所撰《〈十二个〉后记》和《〈竖琴〉前记》可知,鲁迅对这一代作家作品不仅熟悉,而且独有心得。《〈竖琴〉前记》所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深得“白银时代”文学神髓,见识出乎后来学者之上;而“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一番话,也道着他这方面的兴趣,大致以十月革命为限,此后承其余绪的流亡文学,似乎就不大留意。当然按现在看法,“白银时代”不只是文学概念,还包括哲学、神学、思想及艺术;鲁迅的视野则基本上限定于文学,其中诗歌虽也关注,重点无疑是在小说。这与他自己身为小说家不无关系。而鲁迅对“白银时代”小说家并非一视同仁,安德列耶夫(鲁迅译为安德列夫、安德烈夫或安德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两位,曾经为他所特别喜爱,平生议论颇多。鲁迅与“白银时代”这题目甚大,一时不能尽说;我最感兴趣者,只在他为何专门喜欢这么两位作家(现在看来,他们并非“白银时代”文学成就最大者),而这对理解鲁迅来说,其实至关重要。

一九〇九年三月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就中出自鲁迅之手者,即为安德列耶夫的《谩》与《默》二篇。此后还译有《红笑》,未能付梓,译稿已佚。一九二一年又翻译了《黯澹的烟霭里》和《书籍》,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一书。鲁迅自己写作小说,极其沉重又极其轻松,后一方面或从果戈理、显克微支和夏目漱石得到启发,前一方面则显然得力于安德列耶夫,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曾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其实不止是《药》,《呐喊》、《彷徨》中多有此种氛围,就连《野草》也说得上是“安德列耶夫式的”。当年在《域外小说集》的“杂识”中,鲁迅讲安氏“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这样的话形容另一位作家也很恰当,就是鲁迅自己。周作人曾经提示,鲁迅喜爱安氏“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我们更可以由此上溯至整个《离骚》一脉;安德列耶夫与鲁迅之间,在某一方向上正有着相似的美学追求。据许钦文回忆,鲁迅曾将安氏的照片,挂在西三条住所“老虎尾巴”墙上,可见心仪非常了。

“白银时代”并非一个文学流派,包含了多种创作倾向,其中譬如蒲宁、库普林等,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安德列耶夫以及阿尔志跋绥夫,则介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之间。鲁迅的兴趣恐怕正在于此。他说:“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这话也可以用来评述鲁迅的某些小说。单单以现实主义来概括鲁迅,未必概括得了。至于鲁迅在为李霁野译安氏剧作《往星中》所撰“内容大略”中说的:“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与其指为批评,不如说是深刻理解更恰当些。

相比之下,鲁迅之于阿尔志跋绥夫,更多契合可能还在思想方面。虽然艺术上的认识,同样透彻:“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讲到“肉的气息”,我们也会想到《故事新编》中的《补天》,《野草》中的《复仇》等,尽管不像阿氏笔下那么昭彰。一九二〇年十月鲁迅译就阿氏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一年半后面世,是署以“鲁迅”笔名的第一部著作。此前还译了短篇《幸福》和《医生》,也收入《现代小说译丛》。对于阿氏最出名也最为人所垢病的“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的《萨宁》(鲁迅称为《赛宁》),鲁迅显然始终是予以理解的,然而他说:“阿尔志跋绥夫也知道,赛宁只是现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绥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后来在《记谈话》中,介绍翻译这书的起因说:“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此文作于一九二六年该书重版之前,他又说:“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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